也恰恰如晋龙泉所说，汪伯潜、杨茂彦等人此时不得不依仗京襄抵挡住河洛、京西之敌，但始终会对京襄高度戒备，只要有机会就会暗中使绊子，从各个方面去打压京襄的声望，甚至等待一切机会削弱京襄的权势。

“汪杨二人与官家还是不相信赤扈人会以偏师远袭大理，猜忌使君此举另有图谋，”晋龙泉皱着眉头说道，“而因新政等事，绝大多数朝臣对京襄也是冷眼旁观，但说到底多为趋炎附势之徒。只要使君今年秋冬能挡住虏兵的攻势，又或者说使君能在京襄动员二十万以上的兵马，朝中的形势必然会发生改变……”

楚山承压最严峻之时，乃是杨麟战死汝阳，左骁胜军撤到襄阳休整，楚山独挡京西、河洛之敌，不得以将所辖六七成青壮男丁都征编营伍之中，勉勉强强凑出十万兵马，分驻汝蔡申三州。

当时除了将军事潜力挖掘到极致，还恨不得将每一粒粮食都掰开来，但如此强度的动员，楚山前后就也就支撑了三四个月，随着汛季到来，京西、河洛之敌陆续撤军，解除对峙，楚山也是迫不及待将解除动员令，将一部分人马解散，还归乡野。

由此可见，在当世想要维持一支足够庞大的精锐之师，代价是何等的高昂。

西秦路、东川路总计维持十五万人马左右的武备，以整个川蜀地区的财力作为支撑还有所不足，不得不大规模筹造铁钱收买物资，维持庞大的开销。

淮东、淮西总计维持二十五万人马规模（包括从洞荆招安的归德军在内）的武备，除了整个淮南地区外，朝廷还要将从两江、两浙、两湖以及广南东路、广南西路以及福建路征调的赋税里拿出三分之一来，才得以维持。

此外宿卫禁军以及沿江卫戍及水师约十万人马，每年仅军饷、功赏度支就高达上千万贯。

在很多人看来，徐怀虽然成功迫使朝廷将南阳、襄阳、荆北四县并入楚山，正式成立京襄路，但朝廷也省去额外的拔付；以为除开南阳、襄阳两地总计三万规模的府军外，京襄还能动员七八万精锐兵马就已经是极限了，还不能维持太久。

也因此在很多人看来，朝廷迫于当前的形势，不得不依仗京襄抵御河洛、京西之敌，确保中路无忧，也不需要太过畏惧京襄；甚至觉得朝廷对京襄的隐忍，仅仅是暂时的，只要赤扈人进攻的锋芒被遏制住，朝廷迟早会对京襄削夺兵权。

毕竟朝廷在京襄之外，总计维持着逾五十万的常备兵力。

晋龙泉虽说一直都潜伏在暗处，从来都没有真正走到前台，但早年亲眼目睹桐柏山众人的崛起，之后又受命潜伏到晋庄臣的身边，通过身为礼部侍郎的晋庄臣，接触到朝野方方面面的信息，眼界早非昔日能比。

甚至因为特殊的使命与潜伏位置，他对建邺之种种与楚山所行新政有更清晰、明了的判断。

目前京襄账目上的度支看似不大，折算钱数每月约七八十万贯左右，但京襄坚持两点：

一是辖区粮食完全实现统购统销，二是严禁私铸铁钱，严禁他地铁钱流入，市面仅许银锭、银制钱以及铜制钱流通。

再结合限租限佃等政，京襄路年前就成功将辖区内的粮价压低到赤扈人南侵之前的水准。

目前粮食又是主要物价的基准，粮价低，茶铁布盐等价格都低——由于京襄严禁铁钱及交子流通，外地也无法通过滥铸滥印的铁钱、交子，到京襄收购廉价物资。

这就使得京襄所有度支，反应到账目之上的数字，就要低得多。

拿句最简单明了的话说，那就是京襄的钱更值钱。

此外，京襄征没私占田地，实行大规模的屯田，不仅在一定程度上保证军粮的供给，更为重要的是以极其低廉的代价，储备大量可动员的后备兵马；而且只要战事需要，对这些储备人马进行动员征调营伍的代价极低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