使、陕西诸路兵马都总管，主持陕西诸路军政大权，他们自然都是蔡系的核心将臣。

此时随高纯年、郑怀忠进入巩县的西军前锋诸将，也完全可以说都是蔡廷在西军提拔起来亲信、嫡系。

虽说朝廷将蔡铤下狱追究伐燕兵败之罪，为避免西军惊扰，一直宣旨声明蔡铤罪不涉西军受他提拔、信任的将吏，甚至还追封战死于应州的刘世中太尉、浿阳郡公以释西军将吏的忧心。

高纯年、郑怀忠等人或许从此之后与蔡铤划清界限，但这绝对不意味他们内心深处根深蒂固的观念就会转变过来，这绝对不意味着他们内心对王氏故人的敌意就此冰消雪融，大家从此能泯然一笑解恩仇。

不，徐怀还没有天真、单纯到这地步。

即便在赤扈人的亡国威胁前，大家都不得不先携手御敌，但背后依旧有着很多的讲究。

在高纯年、郑怀忠、吴文澈进入巩县之前，徐怀就与景王赵湍、钱尚端以及代表胡楷的胡渝认真商议过。

徐怀在巩县所部，仅有五百人马，即便在邓珪、杨祁业及唐盘率部赶到后，以蔡州援师为名义集结的兵马，也仅有一千五百人众，远远不及第一批就高达五万人众的西军援军。

照惯例，蔡州援军在巩县需要接受西军将帅的节制，听从调动。

而景王赵湍这时候可以在高纯年、郑怀忠及吴文澈身边，对调兵遣将之事提一些建议，也能代表宗室激励将卒士气，但具体的征战之权，就应该交给高纯年、郑怀忠、吴文澈以及此时在潼关坐镇、权柄更高的陕西行营诸路兵马都总管苗彦雄，不应干涉他们对战事的统御权。

理论上，守陵军也应该交给郑怀忠、高纯年等人节制。

不过，事事并无绝对。

他们到巩县后，还不是直接从乔继恩、陈由贵、高惠鸿等人手里接过巩县的守御权？

当然，高纯年、郑怀忠、吴文澈以及此时在潼关坐镇统领中军、后军的苗彦雄，与乔继恩、陈由贵、高惠鸿不同。

他们作为大越高级将臣，骨子里皇子不得擅自干涉朝政的观点更根深蒂固，吴文澈、高纯年身为士臣，甚至以忤谏官家为荣。

景王赵湍即便态度再强硬，也不可能擅自就从他们手里争夺西军的指挥使。

但是，景王赵湍既然已经统辖受殿前司直属的守陵军及蔡州援军，成功守住巩县，那接着统辖这两部人马，又或者说他们两部人马，只接受景王赵湍的直接指挥，云参与后续的作战事宜，在山河破碎、京师垂危的节骨眼上，谁又能说这不合情理，不合祖宗法？

当然了，他们同时还要在接下来的战事时，将守陵军集中起来使用，而不是分散在巩县四城城墙之上。

将守陵军与巩县防御事务中剥离出来，甚至更要从守御皇陵事务中剥离出来，成为景王赵湍亲自率领之下参与勤王、解汴京之围诸多战事的一部战力，会有怎样的微妙，徐怀不需要直接挑明了去说，相信景王他自己及钱尚端心里也是清楚的。

而钱尚端支持这事，也足以表明他的态度了。

当然，守陵军要从巩县防御事务中剥离出来，就需要高纯年、郑怀忠调派一部分兵马负责接管巩县防御。

景王赵湍此时在高、郑、吴三人面前，话里话外的意思，也是挑明了说整件事前前后后，就是蔡州防御使胡楷所派遣援军在他的节制之下驰援巩县，到巩县后又接管守陵军，才最终将巩县守了下来。

景王没有责怪他们见死不救、援师进军缓慢，郑怀忠、高纯年、吴文澈内心就已经是松了一口气，猝然之间，哪里可能有徐怀、钱尚端及景王赵湍想的那么深远，想到争嫡这件事上去？

在大变之前，他们甚至都无暇去细思如何去压制、排挤徐怀、王举这些王氏故人，对景王继续要直接统领蔡州援军及守陵