都说得很好。你们刚才所表现的水平，已高于外面不少学者对同类问题的讨论。你们的优点是抓住了事情的“简单理由”。“简单理由”也就是“基本理由”，很多学者抓不住，只能靠晦涩的言辞来掩盖。一切低智状态总是以高智状态来装潢的，但真正的智者不喜欢云遮雾罩。

安安认为，儒家有等差的爱，出于他们的理想体系；牧笛认为，出于他们的关注；治辰认为，出于现实的可操作性。这三方面，都没有说错。

但是，产生的理由不等于产生的后果。儒家有等差的爱的后果如何？

事实证明，有等差的爱确实比兼爱更便于实行。按照儒家的设计，中国人把家庭伦理之爱发挥到了极致。但是，当这种家庭伦理之爱放大到朝廷伦理的时候，等差就远远超越了仁爱。等差把仁爱变成了一种上下服从的行政文化、侍从文化、效忠文化、门生文化。这对社会管理既带来便利又带来负累，但在精神建设上却整体后退了。

有等差的爱，在家庭和朝廷里还能勉强实行，但是，到了家庭和朝廷之间的公共空间，分辨等差就成了难事。大量非亲非官的民众，都不能纳入爱的范围。

相比之下，墨子不以亲疏为界，不以等级为阶，敞开胸怀兼爱他人，兼爱众生，才是中国精神文化的更新之道。在这方面，除了墨子，佛教也埋下了很好的种子。

由“兼爱”，必然会引致“非攻”，这里面有一种逻辑关系。墨子的“非攻”思想，是一种比儒家更彻底的和平主义。儒家说，不要去追杀败逃的敌人，他们逃跑时战车如果卡住了，我们还要上前帮忙抬一抬。但在墨家看起来，战争本来就不应该发生，任何攻击性的行为都应该被否定，这就是墨家的“非攻”。

墨子彻底反对战争，体现了劳苦大众的心理。从表面上看，上层社会说了很多“息忿止战”“和为贵”的话，但都还想在战争中谋取名利。真正反对战争的，永远是劳苦大众。战争对他们而言，是做壮丁、当炮灰、背井离乡、抛尸千里。所以，墨子“非攻”的思想就出自社会底层。

吕帆

按照秋雨老师的思路，能不能这样说，墨子并不仅仅是站在某一国反对另一国，而是站在一切被欺侮群体的方位上。因此，墨子的“非攻”思想，体现了一种被征服者的立场，是以一个弱者的姿态和地位来说的。这种弱者的姿态和地位不会随着时代的改变而消失，任何一个时代都有征服者和被征服者、强者和弱者的区分，现在这个时代也存在这两个阶层，在这种意义上，墨子具有一种永恒的价值。虽然他的理想在现实中往往无法实现，但是他替弱者一方发出了声音。

余秋雨

我赞成你的这一视角，把“非攻”的意义扩大到了战争之外。你所说的“弱者”，或者说被统治者，数量庞大，却无法主宰自己的命运。在历朝历代，固然每个时期看上去都有一些被攻击的上层集团，但是，受到最大伤害的却永远是喋血荒野的兵卒、颠沛流离的难民。

更重要的是，“非攻”这两个字还否定了中国人习惯于互攻、互耗的集体心理，因此又是墨子对中国文化的一大贡献。上层社会和文人集团都能说出互攻、互耗的千百条理由，但在底层民众看来，所有的理由都是借口，目的只是为“攻”。因此，一个“非”字，干脆利落，说明社会底层取得了居高临下的整体判决权，让人有一种痛快感。

刘璇

中国集体文化心理中的内耗习惯，是不是起源于中国人把战场的内移？中国文化不同于游牧文化和海洋文化，战场一直不在外面，而在自己内部，而其他的民族就可能会向外寻求争夺的对象，把国人的目光引向一处。

丛治辰

内耗当然不好啦，但是把“耗”引向外部，引到非洲、拉丁美洲去，那就好吗？

王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