藏大臣以下客军客民。

危急关头，驻藏大臣傅清将珠尔默特那木扎勒诱至驻藏大臣署衙，一刀砍了他的脑袋。

珠尔默特那木扎勒的部下，鼓噪纵火，围攻驻藏大臣署衙，傅清及副手拉布敦，皆力战殉国。

傅清、拉布敦虽然死义，但叛军群龙无首，很快便被朝廷镇压下去，没有酿成全藏范围的大乱。

事后，高宗总结经验教训，认为再不能给某个藏人以统管全藏的权力，不然，西藏天高皇帝远，时日一长，不论是谁，都会骄狂难制、蓄萌逆志。

嗯，那该怎么办呢？

好吧，放达赖喇嘛出来吧。

高宗的算盘是，名义上，把最高行政权力交给达赖喇嘛，但实际政务，由下面的噶厦政府处理，这样，达赖喇嘛其实并不直接掌握行政权力。噶厦政府呢，只有办事权，没有最后的决定权，一僧三俗的四个噶伦，彼此的地位，又是平等的，每个噶伦的权力都是有限的，珠尔默特那木扎勒之故事，再也不可能重演了。

乾隆十六年，《酌定西藏善后章程》公布，达赖喇嘛首次获授权参政。

应该说，高宗的设计，颇为精巧，甚至颇有一点后世之“虚君”的意味。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，西藏确实无法自外于北京的朝廷了。

可是，这个制度的副作用，也非常之大。

一是西藏虽不生大乱，但政局却长期动荡不安。

摄政和噶厦、噶伦和噶伦，谁也不服谁，勾心斗角，争权夺利，下绊子，打黑枪，直至撕破脸皮，大打出手。

热振和夏扎之争，就是很好的例子。

四噶伦地位平等，相互不服气好理解，摄政和噶厦，为什么也彼此大眼瞪小眼呢？这是因为，摄政上任之前，都是某大寺的“堪布”——即主持，都没有什么行政经验，噶厦政府的噶伦，却个个政务精熟，对新官上任的摄政，难免看不上眼。既然轻视，便不会服气昨儿你还在我们下头，今儿就爬到我们上头来了，人五人六的，凭什么？

达赖喇嘛由“灵童坐床”至“成年亲政”的“空窗期”，偏偏又特别之长，摄政和噶厦，乃有足够的时间，你来我往，你争我夺，整个西藏的政局，便没完没了地摇摇晃晃。

牺牲品不止西藏的政局，还包括达赖喇嘛本人。

不论摄政还是噶伦，权力掌握既久，交出去的时候，就不那么痛快了。

九世达赖喇嘛十一岁亡故，没活到亲政。

十世达赖喇嘛亲政第四年亡故，年仅二十二岁。

十一世达赖喇嘛亲政当年亡故，年仅十八岁。

这几位达赖喇嘛，死的都不明不白。

十二世达赖喇嘛现在六岁，他未来的命运，又会如何呢？

算一算，自《酌定西藏善后章程》以来，七世达赖喇嘛至十一世达赖喇嘛，摄政执政的时间，比达赖喇嘛亲政的时间，要长得多。

政局不稳，对西藏也好，对朝廷也好，自然都不是什么好事，只是对于朝廷来说，在某个层面上，也能够从这种混乱中得到某种收益西藏上层，光顾着争权夺利，没空儿来动朝廷的脑筋了。

分而治之嘛。

可是，《酌定西藏善后章程》带来的第二个副作用，对于朝廷来说，就绝对不是什么好事了。

达赖喇嘛掌政，西藏政教分离的政治格局被彻底打破了，宗教势力迅速膨胀，西藏的政治体制很快变成了政教合一。

一僧三俗的四噶伦，名义上地位平等，但僧噶伦作为黄教寺院集团的代表，排名第一，是为首席噶伦，实际的权力和影响力，超过三个俗噶伦。

比噶伦地位更高的摄政，百分百出自于黄教寺院的高僧大德。

“拉萨三大寺”——哲蚌寺、甘丹寺、色拉寺的“堪布”，例行参加噶厦政府的扩大会